1981年，是应城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年，粮食购销政策是国家定购与“多卖议价爱国粮”相结合。

当年入秋后，杨河区大堰生产队青年农民杨小运正在筹备婚事，“三转一响”中有了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就差凭紧俏计划票证才能买得到的永久牌51型载重自行车。他听说区里召开会议，鼓励农民多向国家卖余粮。不久，他遇见了下乡调查的区委书记夏华树，“打赌式”地说，“我家还可以超卖万斤粮，只要求国家供应给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杨小运的这个朴素要求，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决定从全县计划供应不多的自行车指标中拿出50辆，连同一批农民需要的蝴蝶牌缝纫机等，奖售给全县超卖粮食较多的农户。

打响“杨小运报道第一枪”的，是时任应城县委宣传部通讯干事胡幼俊，笔名古月。多年之后的2007年10月中旬，我在应城宾馆又见到了年届七旬的老胡。他回忆说，当时得知县里即将出台这个重大举措后，就从杨小运向区委夏书记提要求开头，写了一篇新闻稿寄给《孝感报》。孝感报社总编辑张仲彩亲自操刀，在一版头条刊发消息《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只求买到一辆“永久”自行车》，并配发评论，直指“农民超卖粮食增收，要买紧俏工业消费品，我们怎么办？”紧接着，《孝感报》又登出应城县委县政府满足杨小运要求的答复电。《湖北日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很快转发了这两条重磅新闻。

湖北日报编辑部还派出记者刘沙密等赶赴上海，跟踪采访相继公开应战的上海自行车一厂、上海缝纫机一厂，他们都是利用节余的计划工业原料为应城农民助威的。当年，围绕“杨小运现象”的国内外报道和评论，足有上千篇。

到年底，该县超历史记录地向国家提供商品粮1亿多斤。12月10日，应城县隆重召开奖售兑现大会，对贡献大的141个生产队（单位）、2186户农民共奖售自行车2600多辆。

当地人戏说“杨小运撞上了大运”。第二年春节后，杨小运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参会前夕，在孝感宾馆，我面对面采访了这个瘦高个的青年农民。不禁感慨，他与区委书记的这一个简单的“击掌打赌”，背后却是工农产品交换、消费之间相互促进以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这些深刻道理。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新闻报道，首先是胡幼俊和张仲彩等新闻工作者发掘出来的。

第二年，我从《参考消息》看到美联社记者写的述评《中国的农业向工业提出了挑战》，这篇外电述评也发掘出了“杨小运超卖万斤粮”深刻的新闻价值。

我国城市综合体制改革的帷幕，从1985年拉开——这是与“杨小运故事”相关联的更大的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作者为湖北日报高级记者）